1976年深秋的一个晚上，北京西城一条安静的胡同里，叶选宁敲开了胡耀邦家的门。两人没有寒暄，坐下之后，叶选宁问的第一句话就是：眼下的局面，你怎么看？ 那几年，北京的冬天来得早，胡同里的槐树叶子落了一地。晚上来敲门的人脚步都很轻，说话也压着嗓子，怕惊动隔壁。那间书房不大，一张旧木桌，两把藤椅，墙上挂着一幅字。 这不是普通的串门。那一年刚刚过去的大事，让整个国家处在一个微妙的节点：大批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，成千上万的申诉材料堆在机关里，许多家庭等着一个说法。叶选宁此行的真正目的，是替父亲叶剑英和几位老同志传话。 胡耀邦沉默了一会儿，给出的判断很直接：冤案必须平反，而且要快。 叶选宁叹了口气，说现在卡在中央组织部。他把话挑明：部长郭玉峰消极应付，平反推不动，老同志们希望由胡耀邦去接这个位置。 书房里安静了很久。胡耀邦最后点了头。 这次谈话，后来被很多当事人提起。它像一个开关，按下之后，一场影响上千万人命运的工作开始提速。而在开关的另一侧，站着一个被时代推到风口浪尖的人——郭玉峰。 郭玉峰1919年出生在河北海兴，家里是普通农户。1938年，十九岁的他参加八路军，同年入党。那个年代参加革命，多半不是为了什么远大前程，而是因为家乡被占了，日子过不下去。 他在晋察冀根据地做政治工作，从组织干事、总支书记一路做到支队政委、政治处主任。打仗的时候，政工干部不上最前线，但要做三件事：鼓劲、稳住队伍、把伤员和家属安顿好。郭玉峰做这些事很踏实，战士愿意跟他说话，上级也放心把队伍交给他。 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在晋察冀四纵队和六十四军任职，做过团政治处主任、副政委，最后是炮兵团政委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留在部队，在六十四军当政委。1964年，他挂上了少将肩章。 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，他的履历会是一个标准的老革命样本：农家子弟、抗战入伍、政工出身、开国少将，清清白白，功勋在册。 转折发生在1967年。 那年8月13日中午，六十四军正在太子河搞游泳训练，军长刘德才和郭玉峰都在场。军部值班室接到军区紧急电话，点名让郭玉峰接。电话内容很短：中央调你进京工作，8月14日前报到。 没有说具体岗位，也没有解释原因。郭玉峰放下电话，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。他半辈子都在部队做政治工作，没在中央机关待过一天，组织人事那一套，他连门都没摸过。 他去找军区政委曾绍山，当时曾正在军部休养。他说自己干不了，能不能换人。曾绍山回答得很干脆：中央的命令，军区无权改，你自己想办法。 他又通过保密电话联系老领导，得到的答复一样：没有回旋余地，按周总理的指示，到京西宾馆等候。 报到期限到了，他没有动身。他在机关和连队来回走，跟共事多年的战友一个个告别。中央后来放宽了一天。第二天，他才启程。 这一天的拖延，是一个老兵对军营最后的留恋。但他心里明白，命令已经定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