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，当来自中国吉林的平民张金泉和张金禄兄妹第一次踏上朝鲜土地时，才愕然发现——他们的父亲竟然在朝鲜国内家喻户晓。 朝鲜人民身穿节日盛装，载歌载舞欢迎兄妹俩，并如数家珍般向兄妹俩讲述首领大人（金日成）和他的中国好兄弟张蔚华之间的故事。 这一年，距张蔚华牺牲整整过了48年。不久之后，金日成会在自己的回忆录《与世纪同行》里花大篇幅浓墨重彩的描写自己和张蔚华之间的友谊，并且肯定了他对朝鲜人民的贡献：“没有张蔚华送的枪，就没有今天的朝鲜人民军。” 说起金日成和张蔚华的交情，还得从他们的父辈金亨稷和张万程说起。 那是1924年年底的事，这一年，金亨稷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。 金亨稷是平壤人，职业是医生，而另一层身份则是朝鲜独立运动者。 彼时朝鲜半岛已为日本占据三十年、合并十四年，日本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半岛的每一个角落。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，大大小小的复国独立运动均不成气候，旋起旋灭。为了躲避日本军警和特务的追杀迫害，这些不甘当亡国奴的朝鲜人一路向北，越过鸭绿江进入东北地区以图恢复之计。 金亨稷走的就是这条道路。 当时的东北虽然在奉系军阀治下，但日本人的势力亦是极为深厚。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在金亨稷申请落户抚松县时，县衙拒绝了他的请求。 在彷徨无措之际，老乡向金亨稷提议：可以找抚松商会会长张万程帮忙。 当时张万程的老婆正在生病，换了几波医生都不见好转，金亨稷主动登门问诊，利用自己的平身所学，药到病除，博得了张万程的好感。 在张万程的帮助下，金亨稷顺利落户抚松，并在次年将老婆孩子都接了过来，这其中就包括自己的长子金日成。 张万程知道金亨稷干的是造日本人反的勾当，但他并不在意。 他出生在山东，在老家活不下去才循着先辈的足迹闯山东。在当时，不管是山东还是东北，都被日本人视为禁脔，张万程在生意场上，也没少受日本人的恶气。 所以他不但帮金亨稷顺利落户，还为金亨稷独特的气质所折服，一来二去，二人竟成了朋友。 金日成和张蔚华也因着二人父辈的关系而变成朋友。 金日成比张蔚华年长一岁，或许是父亲职业的缘故，十二三岁的金日成言行举止透出远超于年龄的成熟；张蔚华自小出身富贵，所接触的圈子也让他对底层了解不多，但性格热诚，对朋友能掏心掏肺。 互补的性格下，二人在同一所学校上学，关系突飞猛进，简直到了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的地步。 1926年，金亨稷病逝。早熟的金日成自此开始继承父亲衣钵，走上了抗日复国的道路。 他在吉林毓文中学就读期间，创立了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”，初创之时就将朋友乃至家人发展进来。1928年，金日成在抚松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，将张蔚华也发展了进来。 作为富家子弟，士绅阶级的一分子，张蔚华非常清楚金日成的信仰对他这个阶级意味着什么，但他丝毫不在意，因为他对金日成绝对信任。 正如金日成回忆录《与世纪同行》里他所说的那样：“我当然相信你，而且坚信不疑。就算松花江水倒流，我对你的情谊也不会变的。” 1932年，金日成在安图县成立反日人民游击队，它是朝鲜人民军最早的前身，成立的时间4月25日后来被朝鲜定为人民军建军节。 而这其中，也有张蔚华的功劳。 1930年，金日成刚刚确立武装抗日的路线，急需枪支，张蔚华便筹集资金，亲赴铁岭、四平一带购买了12支手枪，带回来交给金日成。 在回来的火车上，刚好碰见日本特务在逐个检查行李，为了不暴露，张蔚华将装有枪支的皮箱先从窗户扔下火车，然后自己再跳车。 1931年，金日成正在筹备组建游击队。张蔚华整个寒假都在收集大烟，拿着大烟和当地驻军换取枪支，一共换得20支长枪，20支短枪，然后他亲自把这批枪交给了金日成。 前后两次送枪，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。俗话说从1到100容易，从0到1最难，张蔚华的这批枪就如同雪中送炭，在金日成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送来了启动资金。 对于这件事，哪怕过了六十多年，金日成也感激莫名，他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如果拿人作比方，人民军就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，对这个婴儿的出世，张蔚华给我的那几十支枪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他对我们部队的诞生，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大功，他是我们部队的催生婆之一啊。” 九十年代初金日成在接见张蔚华的儿女时，更是郑重说道：“没有张蔚华送的枪，就没有今天的朝鲜人民军。” 1932年6月，这是游击队成立后二人第一次见面。 见面的地点在抚松县十字街东边的一个酒厂。二人找了个小酒馆，沽一壶酒，点几样小菜，诉说着分别后的种种。 在这次会面中，张蔚华郑重地向金日成提出一个请求：加入游击队。 面对张蔚华的请求，金日成高兴且犹豫。 高兴的是，最好的朋友在他的影响下对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，主动提出加入自己的队伍，这种成就感是无法言说的。 犹豫呢，也很简单，因为张蔚华的父亲张万程是金日成一家的恩人。帮助金日成一家找到落脚处，营救被捕入狱的金日成。 事实上，如果没有张万程的默认，还没当家做主的张蔚华也不可能有能力搜集那
